【人物简介】任贤良
曾任新华社记者和新华社陕西分社社长，从事新闻采编工作15年；后任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人民城乡广播电影电视局党组书记、局长，中共人民城乡委宣传部副部长，并连任三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2013年出任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2018年起出任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
今年5月，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会长任贤良所著的《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再版发行。
陕西华南虎照片事件、三鹿奶粉事件、红黄蓝幼儿园事件，50个热点新闻事件全面“复盘”；汇集效应、首声效应、洼地效应，7个舆论传播新特点归纳提炼；新闻发布会怎么开、“手把手”式教学如何面对媒体采访……过去30多年，任贤良完成了从一线新闻从业者到新闻事业管理者之间的角色转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巧。在书中，他剖析自己指挥处理的多起重大舆情事件，阐释各级领导干部应如何面对新媒体，有效引导网络舆论。
近日，任贤良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介绍了该书再版的台前幕后，并分享自己多年身处舆论一线的心得体会。在书中及受访时，他多次强调，政府面对新媒体不要封堵舆论。
谈再版
“复盘”50多个重大热点新闻事件
新京报：当时怎么想到要写这本书？
任贤良：《舆论引导艺术》一书最早是我总结新闻管理工作和党政工作实践形成的《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文稿。当时写这本书主要面对那些年舆论事件频发造成的冲击，也出于职业敏感和党员干部的责任，主要介绍了一些必备的新闻理论知识和大量的案例分析，目的是不断提高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为了适应大众传媒和舆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新媒体的异军突起，我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和思考，在原有书稿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了《舆论引导艺术——领导干部如何面对媒体》再版一书。
新京报：和旧版相比，新版有哪些不同？
任贤良：《舆论引导艺术》最早成书于2010年，当时我还在人民城乡广电局任职。此后我又任人民城乡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来又有了近5年国家网信办副主任的经历，对宣传管理工作特别是网上舆论引导工作有了更多的经验和体会，可以从政府主管部门、媒体管理者以及曾经的媒体人等多角度对舆论引导艺术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和阐释。
这次修订，我结合近年来在网络宣传管理工作一线的经历，重点阐释了网上舆论工作的特点和规律，增加了如何正确认识、把握和运用新媒体等内容，为领导干部如何面对新兴媒体提供了前沿思考。
新版还总结分析了我指挥处理、跟踪研究的多起重大舆情危机、群体性社会事件，梳理了50多个重大热点焦点新闻事件作为案例，阐述了各级领导干部正确面对媒体、有效引导舆论的基本方法和步骤，介绍了应对网络舆情的新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方便各有关方面对照检查、参考应对。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也算是领导干部如何应对媒体的实用手册。
谈新媒体
领导干部面对新媒体不要封堵舆论
新京报：你认为各级领导干部应以怎样的心态面对新媒体？
任贤良：近年新媒体异军突起，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具有信息量大、覆盖面广、时效性强等优势。各级干部面对新媒体应该主动适应、把握规律，积极有效地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同时要警惕和防止“三种不良思维”。
一是舆情观念淡薄。比如，2018年涉及滴滴公司的部分舆情事件，舆论早前已经多次指出滴滴存在的问题隐患，但有关单位和部门却不够敏感、舆情观念淡薄，并未引起高度重视，也未采取措施加以有效监管，导致乘客遇害等恶性事件发生。
二是作茧自缚心理。在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借助互联网每个人都是千里眼、顺风耳，谁都无法掩盖突发事件的真相，更不能作茧自缚来欺骗社会公众。
三是试图封堵舆论。新媒体传播中，量变的过程常常很短，如不及时采取措施疏导控制，而试图采取封堵的错误做法，一定会引发溃坝效应。突发事件发生后，不及时主动发布信息，几小时之内就会出现猜测性的报告、谣言。如果试图封堵消息，两天之内就可能演变成舆论事件。尤其在新媒体时代，时效更快、覆盖度更大，现在没有偏僻之地，没有孤陋寡闻的人。
谈政府与媒体
党委政府要和媒体建立良好公共关系
新京报：书中你多次提醒，政府部门封堵消息后果严重，在你看来，现在这种封堵的现象是否比较普遍？你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
任贤良：中国早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古训。近年来，广大民众的知情权需求和话语权诉求空前高涨，这就决定了新闻事业管理要坚决摒弃封堵思想。但有的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封堵消息、怕舆论监督的现象还时有发生。社会公众对一些情况感到疑惑和恐慌时，都会急切关注党委政府的声音和主流媒体的报道。如果党委政府三缄其口、封堵消息、主流媒体失语，公众就会通过上网查询、四处打听、道听途说等形式获取信息，以致造成以讹传讹、小道消息满天飞。
这种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我认为主要有这么几点：一是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干部对媒体的重要性和作用认识不足，甚至缺乏应有的政治素养和媒介素养。二是仍然不同程度地沿袭过去“报喜不报忧”的习惯，对负面事件往往只处理不报道，或者先处理后报道。三是抱有狭隘守旧的执政理事观念。在如今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如果不重视、不主动做好舆论引导，不仅影响事件处置，还可能贻误最佳处置时机，诱发危机的连锁反应，最终损害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
新京报：书中提到了政府与媒体的关系，简单概括一下，你
